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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31, 2005
妳(你)我都是游擊女孩
by 謝鴻均
一群頑皮、慧黠、隱姓埋名、
戴著大猩猩頭罩面具的
女性藝術工作者
「游擊女孩」(Guerrilla Girl)
編撰了這本
《游擊女孩的床邊物語：屬於我們的西洋藝術史》。
“Gorilla”與”Guerrilla”同音，
是「大猩猩」的意思，源自希臘文”Gorillai”，
指非洲一長毛種族的女人。
這一群戴著猩猩面具頭罩的
女性藝術工作者
從一九八五年開始，
便以隱藏式的「檢驗組織」，
穿梭遊走在藝術圈、藝術體制、及其人文結構中，
秉持著良知和人道精神行俠仗義，
以幽默慧黠、
尖酸諷刺的手腕
來製作海報、計畫和行動藝術，
不時對這個過度偏執的父權社會
進行突如其來的游擊式攻擊。
為了不將過度濃重的個人色彩
帶入所要挑戰的問題，
這群「游擊女孩」
堅持一律要戴上
「大猩猩」的頭罩面具，
以掩藏自己的身份。
也因為沒有固定性
或權威性的身份與立場，
游擊女孩的理念
得以「扮豬吃老虎」的方式
散佈到全球各地，
並滲入其社會文脈的各流派當中。
她們成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名論
*「作者已死」的最佳代言人及實踐者。
*（指作者主控其文本的威權時代已逝，
讀者取而代之為諸多詮釋之一，
而來自各方讀者的詮釋
則激盪著文本之能量，
以協助著文本走向完整之道）
游擊女孩猛力搖醒讀者被動接收的傳統，
讓人人能夠從「閱讀」她們的「作品」中
開始認識自己，
進而重整既定「文法」，
以讀/寫出「她的故事」。
還記得「小王子」要求修伯里
替他畫一隻綿羊這回事嗎？
會讓小王子滿意的綿羊
是埋藏在箱子裡的，
是「心眼」所悟，
而非「肉眼」接收的熟悉物像，
箱子裡的乾坤
是從觀者個人立場所洞悉的，
不是固定不變的認知所標示的。
當人們向蘇格拉底請求解授知識時，
蘇格拉底曾搬出了一套
著名的「產婆理論」，
他說：我啊，什麼都不知道，
但我可以如產婆一樣
將諸位所知道的給接生出來
他因為先尊重了他人的想法，
故不會用自己的主觀認知
來改造其他人的意識。
游擊女孩非常認同這樣的觀念，
為了回去尊重那些曾經被壓抑了數千年的女性藝術，
她們在此用另類的手法
來顛覆藝術史所一成不變、
線性承傳的學術威信，
改用以漫畫、對話、明信片、引言
等手法來解放出藝術史展演中的
人性化層面；
提供觀者獨立思索的
多樣化參考依據，
以重新面對藝術史的展演。
《游擊女孩的床邊物語：屬於我們的西洋藝術史》
是西洋女性藝術史的入門，
圖文並茂，
將原本嚴肅的史學研究
軟化為趣味十足的視覺語彙。
全書最讓我們感到驚訝的，
則是每一頁都「掛」有一框框的專家言論及引言，
它們就像是室內所吊掛的藝術品，
訴說著屋主的品味；
而這些框圈出來的言論及引言，
則訴說著成就西洋藝術發展的大師(master)品味，
不過，當它們與行文敘述的女性藝術演展並置在一起時，
卻立即揭露了美術史
竟然是如此的尖酸、刻薄與荒謬的事實，
一方面不可思議也不留痕跡地將
男性的人文觀注入在「史」中，
一方面更毫不留情地展露出
將女性及女性藝術家趕盡殺絕的決心：
例如，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認為男女均會生產陰性及陽性更子，
而來自兩方較強壯的陽性精子會製造出男孩，
較弱的陰性精子則會製造出女孩。
如此負面且沒有醫學根據的認知，
讓西方文明之始的古典主義發展完全沒有女性的份，
導致連十八世紀考古學家（溫克爾曼(Johanne Winckelmann)）
都以此來引導古典主義的發展，
以美學的觀點來推崇男性裸體，
鄙視女性的身體及其存在，
以女性的軟弱無用來彰顯出男性英勇萬能。
例如，中世紀以來，
聖經亦已明確指示，
男人追隨基督，女人追隨男人，
男人不是出自女人，女人是由男人所締造，
男人不為女人而活，女人卻是為男人而活。
如此偏執的兩性論，
讓織錦和手抄本插畫藝術，
這類好不容易讓女性在修道院
有發展空間的藝術，
被視作是由男性主導設計的；
而一旦女性在創作當中出現了獨立見解和思考時，
又會受到宗教政治毫不留情的壓抑。
例如，文藝復興的詩人塔索(Torquato Tasso)說：
「每個女人都希望成為男人，
就像每一個畸形人希望變美麗，每一個呆子想變聰明。」
為當時「厭惡女性」之心態敲邊鼓，
讓男性認為「婚姻不是為了感情，而是為了嫁妝」，
也「深信女人是創作的破壞者」。
如此的男性自我中心觀(“man” is the major of all things)，
使女人「只有嫁給那個強暴了她的男人，才能挽救自己的名譽」，
沒有半點自尊。
但是，仍有多位優秀的女畫家
不接受這種「活埋」的惡劣命運，
如丁多烈托(Jacopo Tintoretto)的女兒
瑪莉亞‧魯巴斯提(Maria Robusti)
在父親的工作室展現了超強能力，
在難產過世後，
則讓丁多烈托失去了完成作品的「秘密武器」；
或如阿特米謝‧簡提列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
在作品中重複「朱迪絲砍下霍拉法爾尼茲的頭」這個歷史主題，
來治療自己被父親的同僚強暴之痛苦經驗。
例如，十八世紀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認為推理和科學原理都不是女性所擅長的，
她們僅是使用這些發明的人。
如此藐視女性能力的觀點，
使得哈爾斯(Frans Hals)的
女學生朱迪絲(Judith Leyster)的作品
被美術史學家詹姆斯‧拉維爾(James Laver)嘲弄道：
有些女性藝術家模仿哈爾斯的作品，
但大師有力的筆觸卻不是她們所能模仿到，
只要我們去看像是朱迪絲一樣的女性藝術作品，
便可看到出自女性繪畫的弱點。
例如，十九世紀的雷諾瓦(Auguste Renoir)說：
「我認為女性作家、女性律師和女性至人物都是妖怪，
就像是長著五條腿的小牛一樣。
女性當藝術家會讓人覺得滑稽，她們還是去唱歌跳舞得好。」
如此將女設限在娛樂、伺候男性的定位，
讓女性藝術家難以進入專業藝術的領域。
而能夠在歷史留名的如羅沙‧邦賀(Rosa Bonheur)
也要隱藏自己的性別才能出門畫畫。
如瑪麗‧卡賽特(Mary Cassatt)則要用男性研發出的印象派手法
來描繪做家務事和照顧小孩的女性，
才能讓自己的作品得到青睬。
如卡蜜兒‧克勞岱爾(Camille Claudel)
則因塑出男女親愛的雕像，
大膽表露女性的情慾，
以致失去許多委任機會，
而這類的感情表現卻能夠讓羅丹(Auguste Rodin)名利雙收。
再如，二十世紀的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曾鼓勵要主動爭取平等，
而不是被動等待平等的授與。
如此的激勵雖喚起了女性在藝術上的專業信心，
不過行動仍舊要在男性專業完成之後才能開始。
像是羅伯‧德洛內(Robert Delaunay)的妻子
桑尼亞‧特爾克‧德洛內(Sonia Terk Delaunay)
在堅強地扶持丈夫的事業完成，
等他過世之後，才回去經營自己的創作。
如墨西哥大師里維拉(Diego Rivera)的妻子
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在身體病痛中
與感情掙扎中紀錄出屬於自己內心世界，
但也在過世之前才有發表的機會。
再如帕洛克(Jackson Pollock)的妻子
李‧克雷斯納(Lee Krasner)
在「天才」藝術家丈夫的陰影下，
一直無法為自己掌舵，
到變成寡婦之後才得到藝術界的認同。
數十世紀的顛跛後，
女性藝術家仍得在這片
屋漏又連夜逢雨的男性屋簷下，
繼續側身蠕動嗎？。
去年暑假在義大利的威尼斯
遇到我在紐約大學(NYU)就讀時候的指導教授，
安琪拉‧邱吉爾(Angiola R. Churchill)，
在聊及近況時她告訴我，
有一日在紐約東村附近
遇著一位戴著猩猩面罩的游擊女孩，
對她說：「對！就是妳！把我們弄進紐約大學去！」
我看到她的眼睛閃出了游擊女孩的光芒，
映出我「心眼」裡有如游魂般的猩猩DNA。
回台灣後，創作之餘，
在校內我積極地訓練「游擊部隊」，
讓我那些即將為人師表的學生們能夠在教育崗位上，
擦亮眼，以「厚而無形，黑而無色」
（李宗吾之「後黑學」修練最高段）
的本色來當個「游擊老師」！
讓我身邊的藝術工作者「頓悟」或「漸悟」到，
原來自己就是「游擊藝女孩」。
記事一：
一九八八年暑假在紐約東村紐約大學附近的
聖馬克書店(St. Mark’s)，
我一如往常般手腦並用、
貪婪地翻撫每一本尚有溫度的新書。
《游擊女孩的床邊物語：屬於我們的西洋藝術史》
這時如吸鐵般數次將我的注意力
帶入一它一頁頁文圖並茂的女性藝術史。
在來不及喘氣的情況下讀完它，
感到深沈，感到辛酸……但暢快無比。
在借給吳瑪利看之後，
瑪利向遠流出版社極力推薦，
遠流即刻買下了翻譯版權，
讓這麼一本奇書能夠在台灣繼續發燒，
讓游擊女孩的奇行能夠在台灣繼續廣散。
記事二：
一九九九年在新竹的「ㄅㄆㄇ猴園」
看到一隻與自己同年出生的母猩猩，
坐在石頭上楞楞地看著空中，眼光無神，
因臉上長了個大瘤導致口斜一旁，
口水滴流不止
我的心臟頓時緊縮了起來。
勉自己要在進入如此痴呆情狀前，
做個有用的游擊女孩。
謝鴻均(藝術創作者/國立新竹師院美教系專任教授/私立東海大學美研所兼任教授)
於 06:48 AM 發表
妳(你)我都是游擊女孩
by 謝鴻均
一群頑皮、慧黠、隱姓埋名、
戴著大猩猩頭罩面具的
女性藝術工作者
「游擊女孩」(Guerrilla Girl)
編撰了這本
《游擊女孩的床邊物語：屬於我們的西洋藝術史》。
“Gorilla”與”Guerrilla”同音，
是「大猩猩」的意思，源自希臘文”Gorillai”，
指非洲一長毛種族的女人。
這一群戴著猩猩面具頭罩的
女性藝術工作者
從一九八五年開始，
便以隱藏式的「檢驗組織」，
穿梭遊走在藝術圈、藝術體制、及其人文結構中，
秉持著良知和人道精神行俠仗義，
以幽默慧黠、
尖酸諷刺的手腕
來製作海報、計畫和行動藝術，
不時對這個過度偏執的父權社會
進行突如其來的游擊式攻擊。
為了不將過度濃重的個人色彩
帶入所要挑戰的問題，
這群「游擊女孩」
堅持一律要戴上
「大猩猩」的頭罩面具，
以掩藏自己的身份。
也因為沒有固定性
或權威性的身份與立場，
游擊女孩的理念
得以「扮豬吃老虎」的方式
散佈到全球各地，
並滲入其社會文脈的各流派當中。
她們成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名論
*「作者已死」的最佳代言人及實踐者。
*（指作者主控其文本的威權時代已逝，
讀者取而代之為諸多詮釋之一，
而來自各方讀者的詮釋
則激盪著文本之能量，
以協助著文本走向完整之道）
游擊女孩猛力搖醒讀者被動接收的傳統，
讓人人能夠從「閱讀」她們的「作品」中
開始認識自己，
進而重整既定「文法」，
以讀/寫出「她的故事」。
還記得「小王子」要求修伯里
替他畫一隻綿羊這回事嗎？
會讓小王子滿意的綿羊
是埋藏在箱子裡的，
是「心眼」所悟，
而非「肉眼」接收的熟悉物像，
箱子裡的乾坤
是從觀者個人立場所洞悉的，
不是固定不變的認知所標示的。
當人們向蘇格拉底請求解授知識時，
蘇格拉底曾搬出了一套
著名的「產婆理論」，
他說：我啊，什麼都不知道，
但我可以如產婆一樣
將諸位所知道的給接生出來
他因為先尊重了他人的想法，
故不會用自己的主觀認知
來改造其他人的意識。
游擊女孩非常認同這樣的觀念，
為了回去尊重那些曾經被壓抑了數千年的女性藝術，
她們在此用另類的手法
來顛覆藝術史所一成不變、
線性承傳的學術威信，
改用以漫畫、對話、明信片、引言
等手法來解放出藝術史展演中的
人性化層面；
提供觀者獨立思索的
多樣化參考依據，
以重新面對藝術史的展演。
《游擊女孩的床邊物語：屬於我們的西洋藝術史》
是西洋女性藝術史的入門，
圖文並茂，
將原本嚴肅的史學研究
軟化為趣味十足的視覺語彙。
全書最讓我們感到驚訝的，
則是每一頁都「掛」有一框框的專家言論及引言，
它們就像是室內所吊掛的藝術品，
訴說著屋主的品味；
而這些框圈出來的言論及引言，
則訴說著成就西洋藝術發展的大師(master)品味，
不過，當它們與行文敘述的女性藝術演展並置在一起時，
卻立即揭露了美術史
竟然是如此的尖酸、刻薄與荒謬的事實，
一方面不可思議也不留痕跡地將
男性的人文觀注入在「史」中，
一方面更毫不留情地展露出
將女性及女性藝術家趕盡殺絕的決心：
例如，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認為男女均會生產陰性及陽性更子，
而來自兩方較強壯的陽性精子會製造出男孩，
較弱的陰性精子則會製造出女孩。
如此負面且沒有醫學根據的認知，
讓西方文明之始的古典主義發展完全沒有女性的份，
導致連十八世紀考古學家（溫克爾曼(Johanne Winckelmann)）
都以此來引導古典主義的發展，
以美學的觀點來推崇男性裸體，
鄙視女性的身體及其存在，
以女性的軟弱無用來彰顯出男性英勇萬能。
例如，中世紀以來，
聖經亦已明確指示，
男人追隨基督，女人追隨男人，
男人不是出自女人，女人是由男人所締造，
男人不為女人而活，女人卻是為男人而活。
如此偏執的兩性論，
讓織錦和手抄本插畫藝術，
這類好不容易讓女性在修道院
有發展空間的藝術，
被視作是由男性主導設計的；
而一旦女性在創作當中出現了獨立見解和思考時，
又會受到宗教政治毫不留情的壓抑。
例如，文藝復興的詩人塔索(Torquato Tasso)說：
「每個女人都希望成為男人，
就像每一個畸形人希望變美麗，每一個呆子想變聰明。」
為當時「厭惡女性」之心態敲邊鼓，
讓男性認為「婚姻不是為了感情，而是為了嫁妝」，
也「深信女人是創作的破壞者」。
如此的男性自我中心觀(“man” is the major of all things)，
使女人「只有嫁給那個強暴了她的男人，才能挽救自己的名譽」，
沒有半點自尊。
但是，仍有多位優秀的女畫家
不接受這種「活埋」的惡劣命運，
如丁多烈托(Jacopo Tintoretto)的女兒
瑪莉亞‧魯巴斯提(Maria Robusti)
在父親的工作室展現了超強能力，
在難產過世後，
則讓丁多烈托失去了完成作品的「秘密武器」；
或如阿特米謝‧簡提列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
在作品中重複「朱迪絲砍下霍拉法爾尼茲的頭」這個歷史主題，
來治療自己被父親的同僚強暴之痛苦經驗。
例如，十八世紀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認為推理和科學原理都不是女性所擅長的，
她們僅是使用這些發明的人。
如此藐視女性能力的觀點，
使得哈爾斯(Frans Hals)的
女學生朱迪絲(Judith Leyster)的作品
被美術史學家詹姆斯‧拉維爾(James Laver)嘲弄道：
有些女性藝術家模仿哈爾斯的作品，
但大師有力的筆觸卻不是她們所能模仿到，
只要我們去看像是朱迪絲一樣的女性藝術作品，
便可看到出自女性繪畫的弱點。
例如，十九世紀的雷諾瓦(Auguste Renoir)說：
「我認為女性作家、女性律師和女性至人物都是妖怪，
就像是長著五條腿的小牛一樣。
女性當藝術家會讓人覺得滑稽，她們還是去唱歌跳舞得好。」
如此將女設限在娛樂、伺候男性的定位，
讓女性藝術家難以進入專業藝術的領域。
而能夠在歷史留名的如羅沙‧邦賀(Rosa Bonheur)
也要隱藏自己的性別才能出門畫畫。
如瑪麗‧卡賽特(Mary Cassatt)則要用男性研發出的印象派手法
來描繪做家務事和照顧小孩的女性，
才能讓自己的作品得到青睬。
如卡蜜兒‧克勞岱爾(Camille Claudel)
則因塑出男女親愛的雕像，
大膽表露女性的情慾，
以致失去許多委任機會，
而這類的感情表現卻能夠讓羅丹(Auguste Rodin)名利雙收。
再如，二十世紀的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曾鼓勵要主動爭取平等，
而不是被動等待平等的授與。
如此的激勵雖喚起了女性在藝術上的專業信心，
不過行動仍舊要在男性專業完成之後才能開始。
像是羅伯‧德洛內(Robert Delaunay)的妻子
桑尼亞‧特爾克‧德洛內(Sonia Terk Delaunay)
在堅強地扶持丈夫的事業完成，
等他過世之後，才回去經營自己的創作。
如墨西哥大師里維拉(Diego Rivera)的妻子
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在身體病痛中
與感情掙扎中紀錄出屬於自己內心世界，
但也在過世之前才有發表的機會。
再如帕洛克(Jackson Pollock)的妻子
李‧克雷斯納(Lee Krasner)
在「天才」藝術家丈夫的陰影下，
一直無法為自己掌舵，
到變成寡婦之後才得到藝術界的認同。
數十世紀的顛跛後，
女性藝術家仍得在這片
屋漏又連夜逢雨的男性屋簷下，
繼續側身蠕動嗎？。
去年暑假在義大利的威尼斯
遇到我在紐約大學(NYU)就讀時候的指導教授，
安琪拉‧邱吉爾(Angiola R. Churchill)，
在聊及近況時她告訴我，
有一日在紐約東村附近
遇著一位戴著猩猩面罩的游擊女孩，
對她說：「對！就是妳！把我們弄進紐約大學去！」
我看到她的眼睛閃出了游擊女孩的光芒，
映出我「心眼」裡有如游魂般的猩猩DNA。
回台灣後，創作之餘，
在校內我積極地訓練「游擊部隊」，
讓我那些即將為人師表的學生們能夠在教育崗位上，
擦亮眼，以「厚而無形，黑而無色」
（李宗吾之「後黑學」修練最高段）
的本色來當個「游擊老師」！
讓我身邊的藝術工作者「頓悟」或「漸悟」到，
原來自己就是「游擊藝女孩」。
記事一：
一九八八年暑假在紐約東村紐約大學附近的
聖馬克書店(St. Mark’s)，
我一如往常般手腦並用、
貪婪地翻撫每一本尚有溫度的新書。
《游擊女孩的床邊物語：屬於我們的西洋藝術史》
這時如吸鐵般數次將我的注意力
帶入一它一頁頁文圖並茂的女性藝術史。
在來不及喘氣的情況下讀完它，
感到深沈，感到辛酸……但暢快無比。
在借給吳瑪利看之後，
瑪利向遠流出版社極力推薦，
遠流即刻買下了翻譯版權，
讓這麼一本奇書能夠在台灣繼續發燒，
讓游擊女孩的奇行能夠在台灣繼續廣散。
記事二：
一九九九年在新竹的「ㄅㄆㄇ猴園」
看到一隻與自己同年出生的母猩猩，
坐在石頭上楞楞地看著空中，眼光無神，
因臉上長了個大瘤導致口斜一旁，
口水滴流不止
我的心臟頓時緊縮了起來。
勉自己要在進入如此痴呆情狀前，
做個有用的游擊女孩。
謝鴻均(藝術創作者/國立新竹師院美教系專任教授/私立東海大學美研所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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